所有的记者，无论是来自严肃大报还是街头小报，都疯狂地涌向《良言》杂志社的办公楼。
以及诺曼·麦克劳德提供给莱昂纳尔的那栋位于肯辛顿的临时寓所。
他们急切地想要证实写出《快乐王子》的“詹姆斯·邦德”，是否真的就是在“弯镐”酒吧代写书信的“詹姆斯·邦德”。
《良言》杂志社的橡木大门紧紧闭着，任凭记者们如何敲打、呼喊，里面都毫无动静。
但这反而更加激起了记者和闻讯而来的好奇民众的热情，人群在杂志社门口越聚越多，几乎堵塞了交通。
就在人群躁动不安，几乎要失去控制时，那扇紧闭的大门“吱呀”一声，豁然大开。
诺曼·麦克劳德肥胖的身影首先出现，他脸上带着无奈又得意的神情，怪异极了。
紧随其后的，正是莱昂纳尔·索雷尔。
他脸上依旧是那副惯常的平静，仿佛门口这黑压压的人群和无数双紧盯着他的眼睛，都与他无关。
两人站在杂志社门前的石阶上，居高临下。
喧闹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目光都聚焦在他们身上。
诺曼·麦克劳德抬起双手，向下压了压，示意大家安静——尽管此刻这里已经足够安静，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。
诺曼·麦克劳德的声音很洪亮：“先生们！女士们！我知道大家为何而来！是的，你们猜得没错！”
他侧身，伸手指向身旁的莱昂纳尔，拔高声音：
“莱昂纳尔·索雷尔先生，正是前不久在《良言》杂志上发表《快乐王子》的那位‘詹姆斯·邦德’！
同时，他也是近日诸位在报纸上读到的，在东区‘弯镐”酒吧热心帮助贫苦民众代写书信的那位好心人！
尽管早已猜到，但当这消息被正式证实，人群中还是爆发出了一阵巨大的哗然。
惊叹声、抽气声、难以置信的低语声响成一片。
莱昂纳尔向前微微迈了一小步，目光平静地扫过下方一张张面孔：“名字只是一个代号。
我很感激伦敦给予我的安宁，也感谢那些愿意向我倾诉的普通人。
他们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最真实，也最坚韧的一面。”
他没有多言，说完这几句后，便微微颔首，转身回到大楼里，将场面交还给诺曼·麦克劳德。
诺曼又回答了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，也重新退回了杂志社大门之内，再次将喧嚣隔绝。这个消息本来应该也是爆炸性的；
然而，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这一次，伦敦的绝大多数媒体陷入了一种奇怪的“沉默”之中。
除了像《星报》这样以追踪名人八卦为己任的小报，详细报道了发布会经过并大肆渲染之外——《泰晤士报》《每日电讯报》《晨报》，都只是用简短的、客观的笔调，报道了这则消息。
它们罕见地几乎没有附加任何评论，既没有赞誉，也没有批判。
这种集体失语，源于前所未有的尴尬和难以处理的矛盾。
如果《快乐王子》的作者是个英国人，那么大可以将之解释为本国公民对社会现象的反思与谏言。
甚至可以说成是“爱国心的体现”——敢于揭露弊端，期待国家改善。
但偏偏，莱昂纳尔·索雷尔是个法国人。
这样一来，《快乐王子》的性质就瞬间发生了根本改变。
它成了一个法国人对英国社会现状的指摘和嘲笑。
故事中那座贫富分化、官僚虚伪、底层民众在苦难中挣扎的城市，就是对伦敦乃至整个大英帝国的影射。
一个刚刚被英国媒体称赞为“选择了更文明国度”的流亡者，凭什么能这么对伟大的帝国品头论足？
按照常理，这种行为理应遭到伦敦舆论界一致对外的猛烈反击，捍卫“帝国荣耀”不容玷污。
然而，就在前几天，这些报纸还在不遗余力地以莱昂纳尔为例，大肆嘲讽法国“不自由”和“狭隘”。
他们将英国标榜为自由和文明进步的灯塔，受迫害的莱昂纳尔则是一个仰慕英国价值的法国知识分子。
此刻如果调转枪口批判他，等于承认，英国的“自由”同样是有界限的，容不得外人说半点不好。
这将是何等难堪的局面！
于是，伦敦的媒体陷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。
它们不能赞同莱昂纳尔在《快乐王子》中对英国的批评，那等于质疑了自身统治的合法性；
但它们更不能像法国当局那样公然批判一位刚刚被它们捧起来的“自由象征”。
唯一的出路，似乎就只有保持沉默，假装这件事没有发生，让时间冲淡这种尴尬。
然而，媒体的沉默并不能掩盖上层社会的暗流涌动。
圣詹姆斯街的“怀特俱乐部”，一向是保守派精英聚集地，他们为了这件事争论不休。
一位银行家挥舞着雪茄，怒气冲冲：“这是赤裸裸的忘恩负义！我们接纳了他，给了他庇护！
他就是用这种阴险的故事来回报我们的吗？！”一位退役的殖民地官员附和着：“我早就说过，这些大陆来的知识分子，尤其是法国人，骨子里就充满了对帝国的敌视！”
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。
一位相对开明的学者反驳：“但他说的是事实，不是吗？东区的状况，难道我们能否认吗？
问题在于，为什么是一个法国人来提醒我们这一点？”
很快他的言论就被咆哮的声音掩盖了：“这不是事实与否的问题，这是体面和国家尊严的问题！
我们不能允许一个外国人，尤其是一个法国人，来给我们上课！这会让整个帝国蒙羞！”
温莎城堡内，维多利亚女王看着侍从呈上的简短新闻，严肃的脸上笼罩着一层寒霜。
她想起了不久前阅读《快乐王子》时的不快，想起了乔治王子那双充满困惑和悲伤的眼睛。
当时她还可以将那篇故事视为某个不识时务的本国文人的无病呻吟，可以轻易地归咎于作者的不明事理。
但现在，作者的身份明确了——一个法国人，一个写出了让她欣赏的“福尔摩斯探案”的法国人！
这让她恼羞成怒，感觉自己被欺骗，甚至被背叛了！
这个法国作家，利用英国和自己的宽容，肆无忌惮地用文字冒犯自己的尊严！
她重重地将报纸扔在一旁，寒声对侍女说：“把亨利叫来！”
就在伦敦舆论陷入集体性尴尬和沉默之时，海峡对岸的法国报纸，却终于抓住了这个反击的绝佳机会！ 文豪1879：独行法兰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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